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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代后龙在《人民法院报》发表三篇文章

[日期:2015-06-10] 来源:  作者: [字体: ]

      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法院报》分别在2015年1月30日第七版、3月22日第二版、4月4日第二版分别发表了我校2013级1班代后龙同学的三篇法制理论文章《从<窦娥冤>谈健全司法保障机制》、《法治思维应从娃娃抓起》、《反腐“全覆盖”需群众积极参与》。三篇文章发表后被正义网、中国网、法制网等多家网站转载。

从《窦娥冤》谈健全司法保障机制

□代后龙

      关汉卿是元代著名剧作家,著有《窦娥冤》、《单刀会》、《救风尘》、《拜月亭》等优秀作品。其中,关汉卿根据《列女传》、《汉书·于定国传》所记载“东海孝妇”的传说进行加工改编而成的《窦娥冤》既是其代表作,也是元杂剧悲剧题材的典范。剧中的窦娥死于封建礼教和司法腐败的双重利刃之下,由于它深刻揭露了古代社会黑暗,司法腐败,被誉为中国十大悲剧之一,王国维先生更认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不愧色”。

      纵观《窦娥冤》案,从张驴儿与窦娥对簿公堂、太守桃杌简单粗暴地把案子一审即定罪处斩,到窦娥三誓皆实现但冤案仍未得到官方纠正,都深刻暴露出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无法从根本上保障类似窦娥的弱势群体对正义的诉求。古代司法救济和司法查纠制度的空缺,导致弱势群体申诉无门。于是,伸冤只能靠青天。窦娥只能寄希望于青天能够为她做主,“素旗枪鲜血洒,三尺雪将死尸埋,三年旱示天灾”,怎能不让人痛心。在古代中国社会,身陷冤狱的弱势群体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没有终止地在梦中盼望青天的正义仲裁,于是包公、海瑞成为古代中国正义的化身与寄托。

      透过《窦娥冤》一剧,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现象:正义不是单纯依靠少数“清官”更不是单纯靠“因果报应”就能实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当代中国,如何构建一种保障弱势群体正义的司法机制才是最重要和最现实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为了防止和纠正像窦娥案一样的冤假错案,从历次的法律修订特别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法制建设越来越重视。而各级公检法机关也在积极接受监督,改进工作。一些冤假错案因此得到及时纠正,许多屈陷牢狱的弱势群体得以用幸福的泪水重写人生。

      但客观地说,即使在当今社会,由于家庭出身、财富地位、学识修养、身体状况等诸多因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仍然有很多像窦娥那样的弱势群体在遭遇到不幸时,既需要全社会的更多帮助和关爱,更需要法律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湖北的佘祥林冤案中,我们仿佛看到一个男性“窦娥”。非常不幸的是,无独有偶,云南的杜学武案、河北的聂树斌案、河南的赵作海案、浙江的“叔侄”杀人案等诸多现代版的“窦娥冤”,一次次拷问着正义与公平,拷问着善良民众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

      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文化渊源上缺少民主与法治传统。因此可以认为窦娥式冤案的发生,在当时存在相应的制度条件。在实现制度更迭之后,旧制度的影响仍可能长期存在。

      一是无罪推定理念有待普及。在一些刑事案件中,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害者家属常难以理解和容忍无罪推定原则,甚至对司法机关心生怨恨,认为真凶受到纵容,法制与正义受到践踏。因此在群众中树立起正确的刑罚观,实现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大众化认知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二是破除司法迷信。在国内,国家及人民对司法的错误通常采取零容忍态度。“青天大老爷”、“明镜高悬”、司法“明如镜,清如水”的传统观念一直在人们的脑中根深蒂固。这实际上是一种司法迷信,在《窦娥冤》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司法迷信的存在。三是各级司法机关中某些执法人员法律素养不高,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感不强。认为法律重在其惩罚性。在有些地方,对待破案率过于苛刻。可能考虑到个人利益,一些司法人员明知案件有误也闭口不言。因此,强化执法人员的培养、教育,增强其维护弱势群体权益与公平正义的责任感,提高法律素养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生教授在分析20起经典冤案时,认为无一例外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等严重违反法律的情形。例如,在吴鹤生冤案中,被告人遭71次刑讯逼供,最终司法机关凭一次有罪供认就将其定罪。如何才能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所应享有的公平正义呢?一是要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如果有罪证据不足,即告无罪释放。确立严格禁止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的法律机制。同时建立沉默权制度,所谓沉默权,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二是要健全司法纠错机制。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相对建立健全了刑事案件的纠错机制。除司法机关之外,强调非法律机构的功能。例如,1997年,英国成立了错案复查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刑案纠错机构。而美国的“洗冤工程”等民间组织也通过科技手段来帮助蒙冤者洗脱罪名。相比之下,尽管我国已建立起纠错机制,但一些冤案的发现却往往出于极其偶然的因素,在获得社会广泛关注以后才得以纠正。所以,司法纠错机制的健全,必将成为维护弱势群体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探讨建立独立于司法系统的专业纠错机构和民间机构,共同发挥社会力量对刑事案件的监督和救济作用,才是司法保障机制的最佳模式。

      衡量现代社会法治和文明的尺度,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该社会对弱势群体权益的基本态度及保护程度,这也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与体现。而今天,从读《窦娥冤》生发出来的这些浅薄议论,是为了还原正义的朴素与崇高,进一步推动司法保障机制的进步。

                                        (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30日第七版)

法治思维应从娃娃抓起

□代后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统治阶级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思想左右,一直缺乏在娃娃时期就应当进行的法制教育。历朝历代的少年儿童在学习之初就被灌输了浓重的功利思想,一句“千里当官只为财”道尽封建教育的指导思想。在人们普遍缺乏法治观念的当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点出了因官员缺乏法治信仰而带来的无穷危害。

      过去是今天的镜子。我们正在快速推动依法治国的社会进程,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我们更应当以古为鉴,快速行动起来,从娃娃开始,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法制教育,走进课堂、走进家庭,直到与高等教育衔接。

      在青少年中开展法制教育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绝不能一味追求成绩与速度,要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环环相扣,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就会对我们依法治国的社会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我国开展法制教育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幼教阶段,幼教机构要通过一些趣味性强的形式进行,例如集体游戏、法制动画等,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普法氛围;第二个阶段是小学阶段,要针对小学生编写专门的法制教材,配有专门的课程、由专门的教师来讲授,教材中以法治小故事为主,让学法伴随儿童成长;第三个阶段是初高中阶段,这个阶段正是中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黄金时期,法制教育应当发挥其强有力的价值引导作用,针对青少年的心理特质,法制教材应以实际案例为主要内容,以案例的方式导出法律条文,加强青少年对法律的理解,逐渐树立起对法律的敬畏与信仰。 

                                       (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22日第二版)

反腐“全覆盖”需群众积极参与

□代后龙

      实现反腐常态化,真正将老虎苍蝇一起消灭,需要我们在扎牢制度的笼子的同时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既打老虎又打苍蝇,中纪委频频出手,一些贪腐官员纷纷落马,腐败风气得到遏制,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新一届政府坚决反腐的决心、行动与成效。

      反腐如何实现常态化是人们关心、讨论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最大限度控制贪腐行为还需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铁腕治贪的做法值得当代思考。当时的反腐强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取得的成效也较历朝历代显著。除明政府颁行的《明大诰》、《大明律》中严令酷刑的震慑之外,较为广泛的调动群众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朱元璋的大力主导下,当时上至宰相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学习《明大诰》。政府还专门在各地组织专人讲课,一时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明洪武年间,《明大诰》约印了数千万册,几乎到了人手一册、家家有此书的地步。朱元璋甚至亲临午门讲课,还把此书列为国子监的教授科目。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明大诰》考虑到成文法对于下层平民的局限性,还专门在其中附带案例,使得许多下层平民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起到了教化百姓的作用。第二,号召民众揭发官员的腐败行径。可以直接越级向上级反映情况,甚至直接将贪腐官员绑缚赴京治罪,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贪腐行径。

      诚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朱元璋时代的群众反腐尽管存在着误杀错杀泛滥、法律实质地位遭到忽略的倾向,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今社会,互联网的发展为实现政府与群众间的联动、沟通提供了一条方便有效的新途径,这条新途径也可以成为一条推进反腐的新通道。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同时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检举腐败行为、行使权力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必将大大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在这一方面,丹麦、芬兰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示范。在丹麦,国家的公共部门会自觉地向社会公众公开其所有事务,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民众有权在网上查阅王室及全国官员的预算和收支状况;同样,在芬兰的公务接待方面,政府以法规形式制定全国统一的招待标准,除此之外的费用,须通过电脑网络,接受主管部门和媒体、民众的核查和监督。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科员,都要在网上列出消费,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除高薪养廉等因素外,正是由于民众对反腐的广泛参与,丹麦、芬兰才能成为腐败较少发生的国家。

      现阶段,在中国,发动群众参与反腐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公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应当像新加坡那样加强对群众包括青少年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消除错误的类似“腐败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思想。此外,在反腐过程中,对于正面典型的宣传力度不够大。常常是下层群众不知清官一二事,却对大老虎、小苍蝇的斑斑劣迹如数家珍。这种“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现象,十分不利于开展群众反腐。对此,要加大正面典型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的信心。

      有人说,杜绝腐败靠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实现反腐常态化,真正将老虎苍蝇一起消灭,需要我们在扎牢制度的笼子的同时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15年4月4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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