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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品:怎样待人,何以自处?

[日期:2015-12-24] 来源:  作者: [字体: ]

怎样待人,何以自处?

——读《寻找家园》有感

                            吴红莉

  近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学者高尔泰的长篇回忆录《寻找家园》增订本,作者叙述了他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敦煌文物研究所经历的多次运动,以及在“反对自由化”思潮中的种种遭遇,读来令人唏嘘。

  夹边沟劳教农场,位于甘肃酒泉巴丹吉林沙漠边缘,1957年至1960年间,近3千名“右派”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经受极端折磨后,仅活下三四百人。高尔泰在这样的环境下,看到,听到,经历了太多骇人听闻的情景:“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盛稀饭的)桶(壁上的残余剩饭),打架不要命”,还有“别看一个个饿得皮包骨累得像稀泥,动作迟缓表情呆滞,这方面的能力可特发达。你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小动作,晚上开会时都有人提到”,更有“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那些争着执行捆绑任务的劳教人员,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大都是文职人员,何况都已饿得半死,怎么就那么懂行,那么熟练,那么动作敏捷力气大?绳子竟然勒得陷进他的肉里,立即就渗出了鲜红的血,血冉冉地浸透了绳子,也浸透了绳子周边的衣服”。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也改变了那些温文尔雅的先生,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不得安心,一张炕铺上睡十几个人,有的先生一睡下就打鼾,其实他并没有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抵触情绪。有的先生,连梦话都说:“毛主席万岁!”其实也是装的。在法国已享有盛名的常书鸿先生,放弃一切献身敦煌保护与研究,文革中满口的牙齿被打得一个不剩,经受监督劳动,他脊椎受伤,不能站立,竟两手撑地,跪着爬行喂猪。

  而作者所遭受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令我几次合上书,不忍卒读。心寒之余,不禁自问:人性之恶,有无底限?根源何在?人性的美好是多么脆弱,在政治、宗教、饥饿、死亡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

  但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下,总有人性的光辉,温暖着作者,也照亮着周围的人。

  辛安亭,兰州大学校长,历次运动中的始终把持自我,宽厚待人,长者之风,堪称楷模。安兆俊,在夹边沟劳教的历史学家,那份平和明睿,保持了一份人之为人的体面与尊贵。范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老勤杂工人,在不断地政治运动中,“好”出身的他,没有伤害过一个人。窦占彪,石窟保护部的老工人,待人处事的那份从容谨严,狂热的年代里难得的那份冷静理性,人格蕴含的高贵使他不怒自威,高尔泰写道:“司机王杰三爱打人,有一次,嫌我擦车没擦净,刚举起拳头要打,被老窦路过看到,‘嘿’了一声,王应声顺势,把手往自己的头上一按,用手指梳了梳头发,回头转身说,老窦哪里去?”

  这些人,学养、地位不同,但至美的人性闪烁着共同的光辉。我不禁自问:人性之美,从哪里来?是先天的本性?还是后天的学养?

  其实,不论时代有多荒谬、惨烈,我们面对自心的拷问时,都会落实到人之为人,以及人怎样对待人的问题上。因此,与其冷漠而又疏离地讨论人在政治运动中的种种异化,不如重新反省人之为人的本题,可能更有价值。“怎样待人,何以自处”,这是我们始终都要面对的命题。

注:文中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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