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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一中历史上的教育家、名校长

[日期:2019-12-11]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自1903年沂州府考棚街书院改为中学堂至今已有116年的历史了。在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的社会主义建设逢勃发展时期,历届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精忠报国、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办学,把山东省立五中和临沂中学办成科学的殿堂、人才的摇篮,凸现出几位教育家、名校长,他们是鲁南百年历史名校中的功臣人物。

                                                   老五中辉煌时期的掌门人

      徐眉生,1928年至1932年任山东省立第五中学(老五中)校长,在他担任校长的四年时间里,是建国前老五中最辉煌的时期。

      1928年10月,27岁的徐眉生校长奉命赴任,面对颓垣断壁、杂草丛生、一片凄惨景象的校院,年轻力壮、血气方钢、抱着教育救国的徐校长,在仅留下的一位老师、部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们的帮助下,奔波一个多月,召集了五六十名学生。随即,他又速到泰安、济南招聘了部分任课教师,返校后立即整理校舍、修理教具,将现有的学生分为两个班,安排临时上课。

      五中原有校舍是由科举时期的考棚改用的,绝大部分墙倒屋塌,不能再用,整个校址地方狭小,毫无扩展的余地。在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的积极支持下,在周琼林县长的同意和资助下报请上级批准,将僧王庙、洗砚池、南大寺等地划归五中。紧接着,停办很久的基督教会经文中学(男校)、慧英中学(女校)和莒县县中、沂水县中等学校的学生也都因五中复校转来,共收学生百余人。经过文化测试,按程度编为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与北伐战争前的年级衔接起来。学校实行男女合班,女生住一独院,配有女生指导员专门管理,秩序井然,社会评价很高。

      1929年春节过后,学校举办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校园内张灯结彩,敲锣打鼓,人声鼎沸,师生情绪高涨。学生到处张贴标语,高喊 “打倒地痞流氓!”、“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欢庆临沂五中的再生。

      恰在期间,爱国将领杨虎城率部队进驻临沂城,他亲自到五中视察,以爱国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演说,既语重心长,又激昂慷慨,给全校师生员工以极大的鼓舞。一时期,五中学生由复学时的百余人,很快增到三百多人。1930年增设高中班,那是全省新设的四个高中班之一。至此,五中成了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的一所完全中学。

      在教育教学方面,徐眉生校长治学严谨,倡导体育健身,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推崇“德”(民主)、“赛”(科学),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传播新文化、新知识,培养学生新思想、新道德。学校经常在“五、三”惨案纪念碑前、洗砚池旁举行集会,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教育。

      1929年秋,全校教职工集思广益,徐眉生校长亲自执笔作词,又请来他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初大告谱曲,创作出了《五中校歌》,它是五中师生誓做“革命的前驱”、“社会改造的中坚”的宣言书;也是五中师生为“冲破封建樊笼,站在时代之先”的进军号。自“校歌”诞生之日起,时时刻刻激励着五中全体师生为自由民主、为科学繁荣,干!干!干!更是五中教育氛围的真实反映和鼎盛时期的标志,在省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徐眉生校长“体育强身,教育救国”办学指导思想的鞭策、鼓舞、激励下,五中校园里尊师爱生,蔚然成风。徐校长始终把教员对他的尊重当作治学的力量源泉,把学生对他的爱戴作为办教育的动力。教员尽心尽责,精心备课,辛勤耕耘,教书育人;学生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发愤读书,报效祖国。课余时间,各项体育活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师生男子篮球队打败临沂城无敌手,田经队参加山东省中学生运动会取得优异成绩。学生成立了话剧团、文学社等,坚持每周六举办文艺联欢晚会,丰富了校国文娱生活。于是乎,中国共产党的火种也开始在五中播撒、燃烧,于1931年春成立了五中党支部,先后发展了近30名中共党员,组织进步青年利用“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外围组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的卖国投降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五中师生反映强烈,群情激愤,立即组织起来,在临沂县党部门前集合,宣传演讲,要求抗日,并砸了县党部的牌子,进行游行示威。此事件吓坏了临沂县党部,他们向省党部转报韩复榘的省政府,指控临沂学生游行示威砸了县党部门牌“完全是徐眉生校长鼓动和指示的”。韩复榘派临沂国民党反动派军阀展书堂部对五中革命力量进行镇压,在一个清晨派两个连队突然包围了五中,抓去了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一时期,临沂五中师生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徐眉生校长也被迫辞职离开了学校。

      “七、七”事变后,五中的大批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参加地方游击队、八路军,纷纷走上了抗战第一线,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火热的青春为新中国的诞生谱写了壮丽的诗篇。据不完全统计,从五中走出的师生,在建国后有50多人担任了国家省部级干部,有30多人出任全国各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或中科院领导、院士。而当年在沂蒙山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干部就有260多人。徐眉生校长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老五中是科学的殿堂,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徐眉生校长是老五中辉煌时期的掌门人、名校长。

 

                                                          治学严谨的李墉校长

      1976年7月5日,我于临沂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临沂一中任教。报到的那天,我一跨进学校的西大门,映入眼帘的校园是:进了西大门向东一看,路两旁是苹果园和绿油油的白菜萝卜畦子;实验室对面的苏式办公楼前花香叶茂,三排带挂耳的苏式走廊教室别具一格,第一排和第二排教室西头中间建有一个大影皮墙面对西大门,影皮墙前是一个半圆型的花池,花池中央立着一尊毛泽东雕象;最北排教室后的两行芙蓉树遮天弊日,再往后则是五排教职工平房宿舍区;校院西边有三排学生宿舍、大礼堂和伙房,伙房后边是一片桃园,南北路两旁是柿子树,校园最南面是田径、足球、篮球场等等。

      初识临沂一中校园,让我心旷神怡,热爱之心油然而生,但因是暑假期间,报到后学校没有安排工作任务,各人到会计处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和饭菜票,把行李放到一口教室里(临时宿舍)就都回老家向父母和亲朋好友报喜去了。------

      不知不觉一个暑假过去了,我们27位新分配到临沂一中任教的大中专毕业生都于8月23日返校参加新教师与学校领导见面会,也算是教育教学工作安排会。当时学校主要领导有徐学礼书记、杨星垣副校长、李墉副校长、于济芝副校长、教导处主任傅绍朴、副主任陈平、于润泽、侯国范,政教处主任王家传,总务处副主任王呈祥和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的4位年级主任等。见面会开得很简单,介绍完各住领导后,新教师又一一自我介绍,轮到分配教学任务时,其他领导退席,只留下李墉副校长和教导处的4位主任、副主任。先是有傅绍朴主任宣布新教师各自任教的年级、班级和担当的班主任,并分发了课程表。继而由李墉副校长作上岗动员报告:他首先对今年新分配来的27位青年教师表示欢迎和祝贺;接着就讲:“你们这批新教师属于又红又专,是教学第一线上的新生力量、业务骨干,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教育教学工作,不辜负社会和家长对我们学校的期望。”当他讲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时,有一段话让我们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有些不理解。比如:“各位青年老师,我们学校师生间有个传统现象,男生与女生之间平时不说话、不交流,开校会都是女生坐前边,男生坐后边,中间要相隔七八米远。我希望你们青年老师之间平时也不要接触讲话,为学生做个榜样。”会议结束了,大家走出苏式办公楼西头的会议室,每个人都对男女之间不能讲话交流有点不理解,尤其是在大中专院校根本不存在的现象竟然在中学里作为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和要求提出!其中南开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于淑爱老师就不信斜,专与男青年教师一桌吃饭、啦呱,被传为佳话。

      转舜间9月1日新学期开学了,我担任初一年级乙组七班班主任,代六班和七班的语文课,还代高一年级6个班和初一年级乙组7个班的音乐课,因当年初一年级招了14个班,我班数学课暂时无老师教,只好由我代教,每周工作量除去训练乐队不算,还要上21节主课,天天忙得不易乐乎,就找李墉副校长反映说:“朱老师代6个班的音乐课,唐老师代11个班的音乐课,我一周21节主课,还得辅导乐队,太不公平了。”李墉副校长心平气和地说:“你年轻,多给压点担子,有好处。你的课堂教学组织的很好,又有教学经验,好好干。唐老师是位年轻的女教师,有时被学生气得掉眼泪,今后每学期两次音乐课考试时,你要去协助她完成。”这些语重心肠的话语让我口服心服,好在年轻气盛、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一学期下来基本撑下来了。

       谈到专家治教,李墉副校长确实堪称教育专家。在平时的教学中,只要我一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开始讲课,就发现李墉副校长早已坐到教室的最后一排课桌边的墙角里,并且是一声不响的一边听课、一边记录。似这样,我讲语文课他到场听,上音乐课他仍然在听,当课间询问其他新教师时,他们都说是和我一样被李墉副校长叮上听课了。久而久之,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约计我们27位新教师的课都听得差不多了,李墉副校长开始在课余时间一位一位的召见新教师单独谈话,首先是肯定每个人的课堂教学成功的地方,其次是指出存在的问题,第三是提出今后改进的要求。就这一轮下来,我们27名新教师有三分之一的被提出警告和要求,对个别不会组织课堂教学或讲错了数学题的青年老师,给预了严历批评。

       李墉副校长对新教师的“三板斧”的第一轮刚过不久,在每学科挑选出一名比较优秀者举行公开示范课,并且还是地直有关学校互相观摩交流。轮到我主讲初一乙组六班的音乐课时,李墉副校长提示说:“只要你把二步轮唱展现出来就是最大的成功。”

       是日下午第二节课,我一登上讲台向教室后边一看,好多地直学校的音乐老师都来了,就连临沂师范三位教过我音乐课的老师也来了,虽然观摩的老师很多,但他们并没有把我吓坏,并且很从容的按照教学步骤,从试唱练耳开始,然后按教学重点、难点、教学要求和教学目的的步骤完成了一堂公开示范课,博得到场人员们的热烈鼓掌和贺彩声。至此之后,李墉副校长才开始对我的课堂教学放过一码。

      转舜间,我到临沂一中任教已过两个月,忽有一天李墉副校长找我谈话说:“朱正元老师是搞铜管乐和小提琴的,你的民族乐器懂得多,学校准备成立一个民族乐队,课余时间全由你负责辅导训练指挥。”我当时一听正合吾意,笛子、二胡是我的强项,柳琴、板胡、唢呐我也能演奏,正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呢,就钦然答应了。事隔不久,学校就由我负责到临沂城的百货二店购买了18000多元钱的民族乐器,并在李墉副校长的亲自协调支持下,到初一年级各班挑选了47名爱好乐器和舞蹈的学生成立了一个音班,由闵宜老师担任班主任,我和唐继兰老师担任专业辅导老师,坚持利用每周二三四五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进行训练,并自编教材,亲自给学生示范演奏传授。

      后来我才明白,适逢“文革”后期,社会上大演大唱很盛行,临沂一中的文艺宣传队在临沂城很有名望,所以招人办班很受欢迎,而且是学校中层以上领导和老师的孩子参加的也很多,其目的是高中毕业到社会上好找工作。

      在那大学不敞开招生、高中不抓升学率的年代,基础教育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培养输送具有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作为分管教学的李墉副校长的办学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是适应社会大环境需要,二是解决部分教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三是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俗话说得好,朽木不可雕。对我们27位青年教师,李墉副校长为让每一位都能早日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他的第二板斧又开始了,而且这一次是让我们互相听课评课,并由教导主任、年级主任和教研组长全程参与。将近一个月的青年教师示范评课之后,李墉副校长对几位不称职的青年教师责令停课反省,并让其天天跟随本学科的老教师听课学习三个月,如果第二年春天上讲台试讲不行,就辞退调出一中。

      果真到了1977年的春天,李墉副校长狠抓教学的第三板斧又开始了,他仍然象往常一样,对那十几位课堂教学不过关的新教师,都一一给了从新上讲台的讲课机会,可有些青年教师就是不入格,朽木不雕,极个别同志把李墉副校长气得说:“好学生也叫你给教坏了!”------

      一年之后的暑假前,也就是我们这批青年教师到一中任教的次年春夏之交,有11人因不具备在临沂一中当老师的资格而被调出一中,她们走时有的伤心的痛哭流泪,自感惭愧。

      李墉副校长在临沂一中负责抓教学的几年,竞竞业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领导、教师,还是学生,大家对他的教学管理行为和执着的敬业精神都很认可,也非常佩服。人们常在私下议论说:“李墉是常务副校长吗,他对教学工作怎么抓得这么认真、细致、具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文革”结束了,国家于1977年秋季恢复了高考制度,教育的春天回来了,临沂一中的全体师生们焕发了青春。教师辛勤耕耘,教书育人;学生博览群书、深钻细研;白天课堂书声朗朗,夜晚办公室批改作业和备课的灯光闪烁明亮,我们尊敬爱戴的李墉副校长刚要放开手脚、施展才华地大干一场的时侯,却于1979年因工作需要而调到济南从新组建山东省实验中学。这一意想不到的人事变动,虽然对临沂一中来说是一种损失、可惜和遗憾,但临沂一中致远包容、正气大气的精神和胸怀,还是忍痛割爱让李墉副校长走了!

      事隔三年之后,据听说山东省实验中学在李墉校长的苦心经营下,第一届高三毕业生高考升学率达78%,第二届高三毕业生高考升学率达82%,惊人的数字,辉煌的业绩,卓越的贡献,成为山东省的名校长。

      后来,听说李墉校长在济南累病了,尔后经医生治疗和抢救无效去世了,真乃是好人不长寿!

                                                慈父般的校长------王火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中直机关的干部缺少食物和营养,浮肿的很多。王火所在的《中国工人》杂志社,奉命“拆庙搬神”,编辑部的人员撒向天南地北。1961年7月,37岁的王火和妻子凌起凤带着理想和憧憬一起来到临沂,王火被安排到临沂一中担任副校长职务,凌起凤就在一中图书馆工作。

       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而且又是著名的作家,王火却没有一点架子,他对每一位学生都充满了感情,像疼爱自已的孩子一样去疼爱他们,像了解自已的孩子一样去了解他们。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一中高高的法桐树下,一位年轻的校长在一张张笑脸中感受着生命的活力。这时的王火是校长,是老师,是朋友,是亲人。

      王火校长曾说:“下雨的时侯我不放心学生,因为那个沂河五里漫水桥,我曾经水泡到腰,总觉得太危险了,学生个个都比我矮,河东九曲、独树头农村的学生,他们回家时我就担心他们别让河水冲走了,所以我就叫班主任带个队,下雨的时侯戴着席荚子,陪着学生把他们送过河去,然后你们自己再回来,我就在沂河西岸边等着,直到看着学生都过去了,班主任都回来了我才放心。”

      据校友周志兰回忆说:“我家是河东的,那时候一到夏天,我们星期六要回家拿下星期的饭,王校长怕学生过河有危险,他就上河边看着,一直到我们过了河才回学校。他还嘱咐男同学要保护好女同学。等到星期天下午我们返校的时侯,王校长又在沂河边看着我们回来了没有,他在河边站着,就好像盼着自已的小孩回家那样尽责。”

      王火校长一生历经磨难,但他童年所受的教育却充满了爱和感情。父亲让他心头总要放个“好”字,而后母吴德芳给他看的第一本启蒙书就是《爱的教育》,这些都在王火年幼的心中撒下了爱的种子。

      王火校长回忆说:“这本书主要是讲爱国、做人之道,里面有很多故事,是用一个小学生日记的形式。《爱的教育》对做人是很有关系的,我和凌起凤年轻的时侯在上海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侯,我们有时侯走霞飞路,那里乞丐很多,我们一路施舍过去,给的钱不多,但是我们觉得很愉快,什么原因呢,做点好事,做得好事总是心里高兴、快乐的。我在临沂一中的时侯,只要知道那些同学经济上有困难,我们就都给他们点关爱。”

      据校友祖庆彬回忆说:“王校长很关爱学生,我们当时住的宿舍条件不太好,二三十个人挤在两间屋里,那会儿生活也不太好,屋里挂了些煎饼,王校长经常进屋察看,夏天煎饼长毛,晾的到处都是,王校长都嘱咐一定要把毛去掉,用开水冲好再吃。”

      另据校友毛兴武回忆说:“我那时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在南开大学上学的时侯,探家没有路费,王火校长一年给我寄两次,每次都是十几元钱,现在十几元钱无所谓,但那时侯就能帮我解决回家与亲人团聚的路费问题。我记忆中很多有困难的学生都得到过王火校长的帮助,他不单是在生活上给你帮助,在思想上、在学习上他都给你鼓舞和教育。”

      又据临沂一中退休教师陈平讲:“王火校长那时候上级照顾他,根据实际情况每个月给他3斤大米,这3斤大米他都很少吃,也都送给学校的老弱病残的同志用了。平时发现一些学生家庭生活困难,冬天穿的衣裳比较单薄,他就把自家的衣服拿给学生穿。学生有时带的煎饼不多,断了粮,他就把他们家的粮食和饭票送给学生用,这样资助学生的事例很多。”

       再据退休教师王立华讲:“有一次,王火校长亲自买了一袋子白面送到我家去,一袋子白面是50多斤啊,支援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

      作为一名作家,王火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赤胆忠心------游击队长节振国》一书就曾在全国引起轰动。来到临沂后,沂蒙山区火热的建设场面、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老区人民的朴实无私更是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和热情。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王火的笔始终没有停下,无数的夜晚被王火的激情点燃。短短几年时间,王火连续发表了《春风桃李》、《爱国者》等多部作品,并完成了后来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战争和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初稿,王火进入了他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但是此时的王火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努力有一天会给他带来噩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火那些洋溢着爱国与奉献的作品一夜间全部成了“文艺黑线”的产物,解放前王火的传奇经历也成了他不断被批斗的诱因。大字报、批斗、关黑屋、扫厕所,一个对新中国满怀热爱的青年作家在这场民族的劫难中倍受着摧残。但是王火的心中没有绝望过,他清楚地记得自已年轻时选择信仰共产主义时的决择,他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即使是成了学校的敲钟工,他也一丝不苟,那一天24遍的钟声竟然成了周围人们生活起居的标准,他也因此被大家编了一个歇后语:王火打钟,一秒不差!

      王火校长对打钟的工作自我解说是:“搞准嘛我是这样的,坐在那儿不敢离开,把钟放着,手表也放着,把收音机打开,几个时间对着看,收音机我也可以听听嘛,收音机报时我也听到了嘛,所以,我打得钟就是这个样子。”

      十年动乱耗费了作家多少宝贵的时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王火在山东突然收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封挂号信,热情地索取当年那部长篇小说。这时的王火虽然已经55岁,但依然迷恋文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观章的鼓励下,他终于动笔重写《抗战三部曲》。

      据王火校长自我诚恳地说:“实际上我这个人半生是送在这部稿子上了,167万字,你想想,167万字写个初稿,改一遍再抄一遍,你说我要花多少劳动和时间啊!”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历经半个世纪,这部多难的小说终于出版了,浸透了王火半生心血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先后获得郭沫若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等几项大奖。1997年12月,《战争与人》三部曲以全票通过获得最高荣誉的长篇小说文学大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榜首。评论家顾骧认为这部作品“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文学巨著之一,是文化品位极高的艺术精品”。

      作为硕果仅存的全国六位抗战作家之一,1995年9月,王火在中宣部接受中国作家协会为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颁发“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纪念牌。这是王火非常珍视的一项荣誉,因为在他的人生岁月中,在他的笔下,有关抗日的人和事始终是一个重点,他心底始终燃烧着一团抗战之火。

      而今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王火校长,从来没有停下自已手中的笔。在王火校长看来,工作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始终记得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心头要总有一个“好”字。

      1983年,就在王火校长刚动笔进行第二部的创作时,又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据王校长回忆:他采访时路经一个工地下大雨,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调皮,掉到深沟里了。挖的地基很深,下了雨里面还有水,孩子哭啊,边上还有年轻的工人,他走了;我那年已经60岁出头了,身体还很好,我当时两手撑烂泥就下去了,下去以后我就把她抱住往上托,我把她托上去她也走了,我当时上不来了,为什么上不来了呢,下面有水不要紧,没有深脚的地方我怎么上来呢?于是我就拿我的皮鞋踢这个泥啊,把它挖了个洞可以把脚垫进去,然后我就一跳,两手再一撑往上跳,可是我没想到上面有个钢管头啊,有螺丝钉这东西,我这个头就“咕咚”一声碰上了,因为我这一跳力量很大,钢管头就打到这个地方了,就开裂了嘛,在这个地方打了个洞,满脸都是淤血,整个脸都变成红脸了,淤了皮肤没有出来的血,这个地方都碎了,然后我人就跌下去了。第二次我就连滚带爬撑上去了,我回到办公室同事们一看,都说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当时视网膜还没有脱落,但是颅内出血了,回到家睡到床上以后就没有记忆了,什么都忘掉了。

       更不幸的是,王火第一次在成都本地医院做的手术不成功,他的左眼失明了,之后又开始影响右眼。家人心急如焚,经人介绍转到上海华山医院,在医生们的全力挽救下,王火的右眼保住了,但视力只剩下了0.8的不幸之万幸,王火的记忆力恢复了,心中的激情又重新点燃,他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继续进行着他的创作。------

       此事过后,王火校长说:虽然我受了点伤,但我救了一名孩子,也因为我喜欢孩子,平时心里总是放个“好”字,努力把工作做得好一点,待人好一点,什么东西都想个“好”字,你就一切都好了。

       王火校长是这样想的,他一生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临沂一中师生们的榜样、楷模、名校长。

       临沂一中人永远记着王火校长!

                                                        结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车轮是在不断向前飞速运转的,一所学校办的成功和辉煌,主要看校长的聪明才智、办学理念和雄才大略,至于功过是非,则由历史作最后的评判。例如,在改革开放年代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杨福纯校长,他从1988年开始提出并实施的“全面发展打基础,因材施教育人才,加强素质教育,------”的办学目标、方法、措施的落实和显著的育人效果,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在全国率先提出素质教育的教育家和名校长(另有专文介绍)。当然,李世良校长的“一校三区”航母战略的实现,更为卓著,后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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